近段时间，一些城市的文物保护建筑和名人故居被拆除，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城市是历史形成的，从认识史的角度考察，城市是社会文化的荟萃，建筑精华的聚集，科学技术的结晶。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莫不以城市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而与文字、工具并列。对于城市建筑的探究，无疑需要以文化的脉络为背景。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形成这个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式样，也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城市形象。

    历史形成的街道、胡同、牌坊、宗教圣地等等建筑单元，作为完整表达城市风貌的文脉，在近年来快速的消失，已经威胁到城市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在当前提倡大力发展文化的背景下，我认为，对城市文脉的保护，应该上升到与环境保护等同的高度。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城市是社会文化的荟萃，建筑精华的聚集，科学技术的结晶。中外历史学家均认为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步入文明的里程碑。对于人类文化的研究，也以城市建筑的出现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而与文字、工具并列。对于城市建筑的探究，无疑需要以文化的脉络为背景。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环境中总会有一些特有的符号和排列方式，形成这个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化和建筑式样，也就形成了其独有的城市形象和文化脉络。

    以2012年1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现为24号院）的梁林故居被拆除为例，有关责任单位以故居房屋腾退后，因陈旧、几经翻建、无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现险情，因此进行了“维修性拆除”。

    那么，即使认定这些拆除构成了违法，根据现行法规中对于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相关处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违反文物法规定，造成文物灭失、损毁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时，文物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即使处以最高50万元罚款，这样的数目和那块地段的开发收益相比，显然是给了违法者足够的胆量和冲动。

    早在2005年，北京市政协就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由于腾退搬迁、整修建筑等成本较高，维护资金缺乏，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上述情况，可能也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问题，在全国众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中，建筑保护与新房开发之间的矛盾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文明，对利益，对后人持有何种的态度与责任感。

    当然，不少文物保护部门与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建设开发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历史建筑和结构留存，提供了妥善保护的优秀案例。但总的说来，我们除了需要对历史的尊重，更需要对法律的敬畏，保护的功绩与破坏的罪错是无法进行加减抵扣的。我们要看到文物和环境同属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损失将无法弥补。

    我认为，首先要在文物保护的法规与执行方面，根据目前的经济发展现状，调整畸轻的处罚规定，通过提升违法者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对于破坏重要文脉建筑的，要按照评估价值进行高倍处罚，达到一定标准的，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

    其次，要抓住目前人口城市化已达较大基数，建设速度适当放缓的时机，对城市规划和文物普查进行细化研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有中国特色的，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城市文脉保护手段来，文物终归还是文用为好，要下力气改变现在大量的文物建筑变身为会所餐厅的局面。

    我们要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深化改革的相关思想指导下，把城市文脉保护作为联系传统与创新的一个有效桥梁，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打造出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准，可持续发展的人居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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