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行营被拆

    在今年农历新年初，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部胡同24号胡同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被华润集团急速拆毁。今年3月上旬，作为有2200年历史的古城长沙，200米古城墙被拆毁仅剩20米。这些事件反映了国内在历史街区和建筑遗产保护方面的弱势和不力。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项目不断扩展和利益驱动，很多房地产商将目光追逐到历史保护街区，不惜用违法手段以摧毁历史古迹为代价，谋求个人利益。面对这些事件所带来的恶劣的社会影响和由此触发的“拆迁式保护”、“维修式保护”等荒唐言论，笔者采访了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副会长李先逵先生。

    保护与监督主体的缺位

    记者：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主要针对民族建筑进行研究和保护。目前，国内就民族建筑的保护和研究的整体面貌如何？遭遇哪些困难和机遇？

    李先逵：民族建筑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

    大部分人将民族建筑简单理解为少数民族建筑，这是狭义层面上的理解。我们可以再扩展一步，从少数民族到汉族，或者说整个中华民族，都各自有自己的民族建筑及其历史发展，我们以此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和对象。而从世界眼光来看，各个国家都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所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建筑都可以被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对其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借鉴的研究也正是研究人类的居住文明和建筑文化，这是基于广义的民族建筑开展的方向。而在此过程中，我们又通过其他国家的建筑文化来对比了解我们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本土建筑特色。

    目前，建筑界存在很多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其中一种流派不强调建筑的地域价值，主张通用国际主义风格。但是，即使一个人想做世界公民，但在本质上依然有国家的和民族的渊源。全人类几十亿人口都有民族性和地域性，这种文化上的烙印是很深刻的，这不可回避。民族建筑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文化性，而文化性更多地反映在地域性和民族性。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的宗旨和关注对象之一也就是研究其共性和差异，并探究产生的原因。

    国内的民族建筑的保护和发展，这几年虽有很大的进步，但距离时代要求还很远，拆毁和破坏建筑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保护的形势不容乐观。

    记者：对民族建筑方面的建筑学研究需要史料和历史物质资料。您认为目前国内历史街区和古建筑保护不力的原因是什么？

    李先逵：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目前社会出现的这种问题是“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延续。我们在“文革”中曾经提出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思想并走向极端，到处“破四旧、立四新”。这种全然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精神的观念反映了人对历史文化缺少科学的态度。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把城市的历史遗产作为城市包袱看待，认为历史建筑老街区阻碍了城市现代化发展，所以很多历史名城、名镇在建设中都被拆毁，部分官员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另外，这种风气与某些官员追求政绩和整个社会急功近利地追逐商业利益的社会风潮也有重要关系。

    从这两点来看，问题的关键是在政府决策中存在对现代化建设的认识误区，这不是搞现代化建设正确的和科学的态度。

    记者：您认为中央政府一再提出关于建筑保护的政策方向，但是地方政府依然大拆大建，这是否反映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制衡部分失效？对于政治改革有哪些启示？

    李先逵：确有此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央政策多次发出文件要求对传统建筑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国家也有《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但为了追求某种片面的政绩与商业利益，有些地方政府不认真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其次，缺乏有效的监督执法机制，监督缺少震慑力，这至少说明体制上有问题。监督和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人知法犯法，甚至有大规模拆毁行动是地方政府领导带头违法造成的。

    再次，舆论监督力度还非常薄弱。例如华润集团对梁林故居的拆毁，虽然有多家媒体报道此事，但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推动此事将其告上法庭。此事应该诉诸法律，媒体应将相关利益方推上被告席，谁是批准者？谁是执行者？以这个典型诉诸法庭，电视媒体要全程直播报道，同时也可教育社会。罚款50万元难以撼动利益方，一家企业若能够赚5亿，焉在乎50万乎？惩罚和监督机制还没有健全，力度显然不够。

    记者：您认为此类事件是否已经普遍？您如何理解地方政府“拆迁式保护这一措辞？反映了地方政府何种心态？

    李先逵：发达国家虽也会有破坏文化遗产这种事情发生，不可避免，但极为少见。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已经成风多年，遏制其的难度比较大。尽管逐年有所改善和进步，但保护部门和相关热心人士仍处于软弱、被动和应付状态。

    以北京城为例，在建国初期，由于建设决策者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历史局限性，对北京城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理解不足，因此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与科学保护的立场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偏差。如果按照梁思成的以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为原则的“梁陈方案”意见，现在的北京城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涉及建筑遗产保护的条款有两项原则，一为原真性，二为整体性。我们一直以来针对北京的保护都是以点状为原则的。2005年，北京规划修编才第一次提出对北京历史名城施行整体性保护的措施原则，这与国际文件的相关规定已相隔近半个世纪。而此时北京的胡同已经从几千条拆毁为千把条了。若这就是“拆迁式保护”，那就太可悲了。“拆迁式保护”的目的并不在保护，而是一些人打着保护的旗号在争地皮，争利益，完全是无稽之谈。

    全球化浪潮与建筑遗产保护

    记者：在全球化从经济体系向文化体系渗透的今天，您如何看民族建筑与名城名镇保护的意义？

    李先逵：目前，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对民族建筑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建筑文化遗产这份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很多历史长河中沉淀下的历史建筑成为了一种文化遗产财富。一旦这些具有重要保护意义的对象消失，研究对象就此无存，它的文化价值也就永远消失了。

    目前国家政策对文化遗产以保护为主要出发点，或者说是以此为工作基础，在这基础上再去传承、弘扬、发展。

    以前的保护确实是一个薄弱环节，破坏严重。从目前总体要求和局势来看，保护力度和保护程度都比较弱。但是应当说，这些年对民族建筑的保护还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目前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坚持“保护第一，抢救优先”。优秀的古建筑在失去以后不可能重现，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其珍贵性正在于此。建筑遗产损毁一件就消失一件，即使复制，也只是仿品、假古董，未被认识的历史信息全失去了，假的也绝对不能成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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