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东门的“东平大押”与西门口的“宝生大押”,上世纪90年代都成为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东平大押已“变身”成典当博物馆,而宝生大押则被丢空风化。记者近日走访越秀、荔湾、白云各区时发现,部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市区级登记文物保护单位,虽然“挂牌”多年,却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甚至变成停车场、垃圾堆。
既是受保护的“文物”,政府就应出面抢救或养起来,如果政府也不想去管,那当初就不要去承担保护职责好了。随着文保单位增加,可以看出职能部门普遍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一方面,文保事业需要扩展不能停步,可铺得越开,历史建筑基本的“温饱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老建筑一旦从原有功能剥离出来,成了文保“金鱼缸”中一员,就要实现身份的提升,变成文化的纪念碑。以前贩夫走卒人头涌涌都可使用,而现在就连做个停车场、放些建筑材料当然都是严格不允许的。
文保单位的价值,当然不在于其物质的层面,而在于一个活下来的历史片段。无论大历史还是小历史,都对今人和后人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价值。如果说百姓为了谋生,无法过多地徘徊在历史空间中,那么政府作为社会的看门人,至少要有这种历史留存的制度化行为。中国对文化或文物的保护,也是从西方学习而来的,但人家可以珍视到一棵老树、一块碑、一段墙都圈起来铭志保护,而我们还处在抓大放小的阶段。
深入民间的诸多文保建筑中,许多大祠堂用来给老年人打麻将,门口用来停车,这其实还是一种较温和的实用主义。也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地方,少数古迹才幸运地升华历史风光,如同陈氏书院经长期打造,从民间跃升成官方的品牌。可要想个个都去做博物馆及文化基地,这其实又和利用历史风貌去做新天地、做酒吧街没有本质区别。这类失败的例子比成功还要多。许多地方修旧如旧迎客,可连小学生都不会去参观,有的地方借古迹做商业,却因为地段不佳、定位过高以至于成了败笔,还加速了老建筑的颓坏。
于是,许多身处陋巷中的老建筑,既没有太多怀旧的来客,也变不了富人的会所,最后还是得大门紧锁不对外开放,在寂寥中慢慢泯灭其生命价值。与之对应的,许多文保单位的思路还是想着这个老建筑在物质层面上能有什么开发价值和旅游价值。皆因我们的文保古迹都是因旅游而兴、因无人气而败。若不能走出这个怪圈,所谓的文物保护很可能又流于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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