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7年锐减2000个比保护故宫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说：“中华民族最久远绵长的根不在城市中，而是深深扎根在古村里。中国最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合和总合是古村落。”

    然而，由于“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中蕴含的极大商机、政绩，古村落的消亡近年来进入了高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30万个村庄中，目前依旧保存与自然相融合的村落规划、代表性民居、经典建筑、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村落，已由2005年的约5000个锐减至不到3000个。

    不久前，全国古村落保护现场会暨村落保护论坛在江西省吉安召开。据悉，江西省共有21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村)，位列全国第五。而古称“庐陵”的吉安，由于多鸿儒巨宦、达官富贾，造就了一批历史悠久、规模庞大且积淀深厚的古村落。专家们认为，古村落保护包含整体空间形态、传统街巷格局、建筑风格、古文化遗址、古建筑物、古树名木以及地方特色方言、戏曲、传统工艺、民风民俗等。在考察了蜀口、钓源、富田、陂下、渼陂、燕坊等古村后，专家们在对吉安古村落群保护力度赞赏之余，也真切感受到了岁月流逝、观念变迁、“空心化”对古村落的侵蚀。

    “古村落最终是要消亡的，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让它‘延年益寿’。”江西省政协委员刘屹烈说。而如何“延年益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万建中认为：“保护古村落，关键是要让居民住在古村里，居住在那里才是最好的保护！”

    谈及古村落的保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曾感叹：“比保护故宫还难！”这么说，一是因为故宫的价值众所周知，但“乡土民居”的价值有多少人关心过？二是因为现代文明生活与保护古村落之间的矛盾。

    年久失修的破败、“修旧不如旧”的尴尬、“向钱看”的意识……吉安的古村落，同样面对着这些困境。

    “空心化”加速古村落颓败

    中国的古建筑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老房子的倒塌。

    出于战时迁徙或避世的初衷，先祖们选址往往中意偏僻之处、险要之所，导致古村近现代交通多欠发达，与外界沟通有限。也正因如此，古村多未参与上世纪初的工业大发展，从而保留了典型的农业时代生产生活模式。但在上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旧生产关系的瓦解，带给农村地区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央民族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璠认为：“正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大批古村落被发现。”

    当这些被誉为“中国第三建筑体系”的乡土体系出现在人们眼前时，专家们喜忧参半——有人居住的古建筑多保持完好，而一些无人之所的墙体裂缝居然可塞进一个拳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万建中指出，“古人‘生命常新’的观念，使中国的古建筑与西方大理石、花岗岩建筑截然不同，多为木质建筑及土夯墙，就是为了‘推倒重建’方便。吉安古民居建筑均为砖木结构楼房，容易推倒也容易腐烂。”

    除了自然因素，“空心化”也是古村落逐渐败落的重要原因。一幢幢挂满蛛丝的房院、一丛丛茂密的青草，无不宣告这些院落的主人早已远走他乡。村里的留守人员，往往是妇女、老人与幼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曹保明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村民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加速了村落的颓败和老房子的倒塌。”

    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新旧观念差异是对古村保护造成压力的原因之一。老建筑需要原样保护，但由于老建筑本身的限制，很难添置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村民生活条件难以改善。正如楼庆西所担心的，“他们通过电视、网络和外出打工，了解到现代生活应该是白瓷砖、水泥地和沙发。考虑到通风，他们会把精美的窗花去掉；考虑到美观，他们会把木墙拆除；考虑到更好地改善居住条件，他们会把整个房子拆掉重建……”

    对此，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罗杨建议：“可以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前提下，让村民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比如在古村建先进的医疗教育基础设施、改善厕所、畅通网络等，对解决当前古村‘空心化’、留住原住民将起到积极作用。”

    “疏堵结合”保全了古色古香

    “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建房。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

    在春夏之交草木花香的氤氲中，漫步宗祠老屋之间，阅览楹联匾额，细瞧古床花轿，仿若置身古代社会。钓源，这座拥有1100多年建村史、尊欧阳修为宗的的古村，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AAA级景区。村中，“文行忠信”的牌匾至今高悬，树龄近千年的4株古柏依然镇守着村祠“忠节第”，7口被喻作“七星伴月”的水塘还在诉说“水向西流”的密语，前窄后宽的巷子串联起150余幢明清老屋。鸟瞰钓源，方能理解如此布局，皆是合了古代阴阳八卦之说，更应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令人感慨的是，无论是民宅还是商铺，无论内部构造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钓源的建筑都是古物。

    “新房都建在那儿，我家就是中间那栋。”村民欧阳来祥指向村外一片“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坡屋顶”风格的新建筑，“楼盖成啥样，村里关照得可仔细了，外观必须跟古村的一样！”为了不破坏古村的美感、留存祖先选址布局的智慧，吉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黎生告诉记者，村里采取了“疏堵结合”的办法：“‘堵’就是规定在古村内不能再建新建筑；‘疏’则是新规划一片区域，专门解决农民的建房问题。”看来，正是有了规划先行，才使得钓源古建筑保存完好率在90%以上，保全了这份古色古香。

    拥有“二七会议遗址”、“毛泽东故居”等革命旧址的红色殿堂渼陂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如今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AAAA级旅游景区，仍存有较为完好的明清建筑367栋、古祠堂5座、古书院4座、古庙宇1座、古楼阁1座、古牌坊3座、古街道900余米。村民王彩凤告诉记者，渼陂村民的新房都建在古村外的山上，自家老房若有损坏要修复，“都要报告村里”。

    但在吉安，并非所有古村都这样走运。除了钓源、渼陂，陂下、燕坊的古建筑整体保存相对完整也颇具规模，蜀口、富田村中随处可见的新建筑，却与古村情调格格不入。朱黎生说：“一方面各村由于地理位置等原因致使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另一方面政府的规划资金有限，一个古村的规划就需要8万到10万元。”

    规划新房区，是为了保留老建筑。但老建筑的保护，同样存在资金问题。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房屋产权人是保护的责任人，如果责任人无力维修，政府有责任对文物进行抢修，然后向责任人结算维修费用。村民王宝珍算过一笔账，修缮自家老屋就要十几万元，尽管政府会给予一定的补贴，但如此巨大的花费，还是让她这样“上有老，下有小，中间不见了”的村民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