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运河申遗：污染和文物安置成最大阻力

    6月10日下午5点50分，钱塘江的晚潮逐渐退去，位于杭州市郊的三堡船闸正在用扩音喇叭通知货船，排队等候过闸。

    从地图上看，三堡船闸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一个船闸，过此，运河之水便汇入了钱塘江中。此刻的闸口处，浙31759船船主老蒋的运沙船排在第一位，甫一停稳，老蒋就赶紧招呼船员用缆绳套住闸壁上的厚重铁桩。

    老蒋的船长43米、宽8.5米，运着600余吨的黄沙，这样的体量相对运河而言，已是庞然大物，而在运河的南线，每天都有无数的运沙船行走在浑浊的河水之中。

    近年来，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程逐渐升温，6月8日，文化部就《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而大运河的申遗文本，也已开始起草。

    事实上，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关心着运河的发展。无论是老舍之子舒乙，还是已过世的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都曾不止一次走访运河沿线城市，为保护大运河奔走呼告。

    6月11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大运河是我国迄今为止，涉及部门最多，牵涉地区最多，也是协调起来最复杂的一项申遗工程。而运河的水污染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破坏问题，已成为运河申遗的最大阻力。

    申遗牵扯面广

    上世纪50年代，罗哲文在对长城进行维护时，心里就在念着运河。“当时就提议在国家文物保护名单中，加入大运河。”罗哲文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说。

    但是，按照当时的理念，运河这种正在被使用的活物，并不能被纳入文物的范畴。直到2005年，82岁的罗哲文，携手90岁的古建文保专家的郑孝燮，以及61岁的杭州文化名人朱炳仁，向运河沿岸18个城市发出了建议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公开信。

    在这封信中，三位老人言辞恳切地指出了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刻不容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足以与长城媲美。”

    该信还说，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在公开信发出后，第一个给予回应的是扬州。朱炳仁向时代周报回忆，扬州市政府对运河申遗的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邀请三位老人前去扬州考察。很快，不少运河沿岸城市，也都给三位老人发来了积极回应。

    然而，当他们去各地调研考察的时候，才发现申遗的协调工作，比他们想象中难得多。

    按惯例，申遗需牵头单位，罗哲文曾将牵头人的希望，寄托在杭州与扬州两个城市，不仅因为扬州和杭州与大运河的关系最密切，也因为两个城市的领导，对运河申遗更为重视。

    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要求杭州各相关部门：“配合老人做好申报工作。”扬州市委更表示，希望申报时，能将扬州的运河段作为代表段。

    但是，一提到要让这两个城市做牵头人时，两家都打了退堂鼓。事实上，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就是到今天，各部门针对运河“申遗”的意见不统一，也依然存在。

    张廷皓坦言，大运河申遗，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复杂、牵涉部门最多的一个项目。除了沿岸流经城市多，还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

    “我听说关于运河国家级的规划已经起草好了，现在是在规划里各个部门的认识还不统一，造成规划通过有一定难度。”张廷皓说。

    有意思的是，随着运河申遗呼声的高涨，各个城市对此也越来越重视，“到后来，杭州和扬州，争这个牵头城市都争取的比较厉害。”舒乙说。

    最后，扬州的脚步迈得比杭州更快。2007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在扬州宣布，“京杭大运河”将扩容为“中国大运河”，并正式启动申遗程序。

    扬州则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城市，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设在扬州。至今，已经有8省市的35个城市参与联合申报。

    2009年4月，运河申遗的最高级别机构—大运河保护和审议省部际会商小组正式成立。会商小组由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文化部等13个部门和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等8个省、直辖市有关单位领导组成，会商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文物局，由文化部部长蔡武担任会商小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