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速变时代下的“难产地标”

    江宁织造府原址复建、吴良镛设计、投资７亿……拥有多个标签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从２００２年立项起就吸引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被各界寄予厚望成为新时代南京的文化地标。

    然而，近１０年过去了，这座外形夺目的建筑空置依旧。记者对话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徐湖平，著名作家毕飞宇、叶兆言，共同探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难产”地标的困惑与意义。

    一个尴尬的“地标”

    说起江宁织造府，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红楼梦》。作为清代专门制造御用和宫用缎匹的官办织局，江宁织造府的历史比《红楼梦》更为悠久。据史料记载，从清顺治二年即１６５４年兴建，至清光绪年间被废止，江宁织造府共存在了２６２年。不过，让它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难以忘怀的，是１７７１年文学巨匠曹雪芹的诞生。

    为重现辉煌，２００２年，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项目正式立项，２００６年动工，２００９年元旦拆除围挡正式亮相。

    在采访中，不管是徐湖平还是叶兆言、毕飞宇，他们对于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特殊性有着共同的认识。原址复建、“大家”设计、投入巨资、落成建筑独具匠心……从拆除围挡与大众见面，即引起了各方的兴趣。但事到如今，江宁织造府还能否担得起“地标”的称号，却要打上个问号了。

    “长江路上的一府三馆中，江宁织造府原本还具有特殊的意义。”徐湖平说，一府指的是总统府，三馆中是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美术馆，前三者都是国营的，而江宁织造府则是民企投资，并且打算打造成为民营博物馆。“但现在来看，江宁织造府是否还能位列其中？我看很难了。”他惋惜地说。

    “从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复建。因此江宁织造府从立项至今，我都不认可。这就是我的态度。”作家叶兆言说。

    毕飞宇则认为，江宁织造府如雷贯耳，但路过长江路很多次却从未见到它开门，所以一直对于这座建筑保持着旁观的姿态。“我虽然是建筑外行也能够感觉到，这座建筑是用了心思的，这个设计者一定动了很多脑子。但遗憾地是，从外表无法判断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的，更没有机会走进去一探究竟。”

    据了解，浙江广厦于２００３年拿下碑亭巷地块（即江宁织造府博物馆所在地）开发权之后，先后投入约６.５亿用于开发此项目。然而由于博物馆定位上的争议，今年４月底，南京市政府于浙江广厦正式签署协议，江宁织造府以５.９８亿元被正式回购。

    “人们不需要标志性的空房子”

    作为建筑规划大师吴良镛的“封山之作”，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原本的地位无需多言。然而，精致的外表包裹之下，这座建筑“里面”的问题，却成为其迈向地标之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成为文化地标，外表重要更要有内涵。这个要求很高。”徐湖平说。在他的设想中，江宁织造府很难，也不应当仅仅用来当做博物馆。还可以利用红楼梦中场景图片、诗词楹联等文化元素来装饰，进行各种不同消费群体进行多层次的商业开发，使人们在文化消费中无形地得到红楼文化的熏陶。“红楼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它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因此建博物馆是具有难度的，而且文物征集也很有限。红楼文化还应当与当代群众的文化对接才能形成好的地标作品。比如红楼饮食文化，就可以与现代人的美食文化嫁接，通过红楼宴等等经营手段反哺博物馆，进行管理甚至可以免费开放。这才是互相补充、良性循环。”徐湖平说。

    “人们不需要标志性的空房子。”毕飞宇说，“真正撑得起文化地标这个称号，一定要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或者与经典艺术作品密切相关的。文化地标在我看来，就像人群中天然的精神领袖，不能是政策命令去推广的，而要是人们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作为一个作家，我希望我的小说也能像《巴黎圣母院》一样，为这个时代留下文化地标。”

    速变的时代请勿急于定义地标

    “现在的时代，地标似乎越来越多，但却越来越获得人们的认可。这值得反思。”毕飞宇说。他认为，这跟经济发展过快绝对有关系。在欧洲，一个世纪以上的面包店并不鲜见，而在中国，每一个局部都不停在变。“就拿身边的事来说，我在自家的窗户往外看，对面一楼的门面房似乎永远在装修，今天是餐馆明天是茶馆后天变成卖衣服的，过几天变成了做火锅的。”他说。

    “我认为一个好的文化地标就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从刚入社会就从事某种职业比如说老师，他老了之后必然会有老师的气质，可如果他不停地换不同的职业，那他的气质就比较难以判断。现在，好多古建筑即使留了下来，却被刻意地、甚至是在伪民俗的思路下打造成茶馆或酒楼，时间久了，这个建筑物的气质一定会变，会从一个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变成站街女，靠妖艳的口红和稀奇古怪的眉毛吸引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化地标其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必须要捆在一起，不能胡变化、乱开发。”毕飞宇说。

    徐湖平认为，在被人们无异议地称作地标性建筑的，都是经过时代沉淀的，是与民族文化有关的建筑。比如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伦敦大本钟，再比如天安门、长城等。“我们如果找不到被认可的地标，也不应当焦虑，因为文化是必须要经过沉淀才能够被认可的东西，需要慢，急不得。”他说。

    “这些年来社会的高速发展历历在目，在这个过程中，破坏太多，许多原本可以保留可以改造的东西毁坏了太多。我认为，５０年甚至１００年后，自然会有后来人评价什么是这个时代留给他们的地标。我们这代人所能做的，所应该做的，就是好好地保护，敬畏地传承。”毕飞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