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关键是认识而不是钱

    南京市级文物、著名民国建筑张治中公馆曾因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2008年被违规重建颇受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开发商将新建小楼，正标价6400万元挂牌出售。文物管理部门称，文物保护面广量大，管理人员不足，文保经费不充足，给保护带来难度。

    这已经是张治中公馆近年来第三次面临“拆除”的厄运了。只不过，与2007年的“非法拆除”、2008年的违规重建相比，这一次被开发商标价6400万元出售，“拆除”俨然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名人故居的命运，为何会如此一波三折？当地文物管理部门的回应是，“文物保护面广量大，管理人员不足，文保经费不充足，给保护带来难度”。换言之，由于故居保护的经费不足，所以只能“忍痛割爱”，一拆了之。

    对于文化保护，“缺钱”当然是个现实的问题。但如果与近来屡屡上演的“争抢历史名人故居”的闹剧相比，这样的理由显然难以让公众信服。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诸如曹操、李白、西门庆等名人故居的争议，大多都发生在经济较落后地区；而相对的，从北京的梁林故居，到济南的英领事馆，从重庆的蒋介石行宫，再到这次的张治中公馆，遭遇“维修性拆除”或者“保护性拆除”的，多发于经济繁盛地带，且经费不足都成为重要的拆除说辞。

    那么，这种强烈反差的出现，难道是各地在对待故居保护上的态度差异所致？非也。检视名人故居的争夺战，不难发现，所谓的故里之争，并无多大的历史保护之意，而是大多指向对于“故里经济”的追崇。而反观多居于繁华大都的故居被拆，其间闪现的“旧城改造”、“开发商”等字眼，也同样表明，故居保护之于城市建设上的脆弱性。可以说，在目前文物保护的现状下，哄抢或是拆除，都呈现出一种“经济理性”，而非“历史理性”。也就是说，文物的命运，其实昭示的是一个地区对待文物和历史的态度，一如有学者所言，“(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从根本上讲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思想认识问题”。而决定这个态度的，是文物对于地方经济的“边际产出”。

    事实上，所谓经费缺乏也好，相关立法滞后也好，都与政府在文物保护一事上的态度直接相关。所以，现阶段的文物保护，首先要解决的仍是认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乃是，政府当以真诚的姿态，将文物古建的历史价值的评估交与行业专家，充分从历史保护的角度来决定文物古建的命运。同时，让市民参与到对于文物的保护过程中来。一旦政府与社会在认知层面，对于文物和历史的尊重与敬畏感得到提升，文物保护自然不会出现“捉襟见肘”的尴尬。所以，张治中公馆的命运决定权应该在专家与市民的手中，而不是在政府的行政之力和开发商手中。

    回到文物保护技术层面，如保护经费的问题，政府完全可以在保证文物完整的前提下，交由社会力量去经营。比如在西方国家，政府可对私人修缮老房子进行补贴，民间资本投资老建筑保护可享受政府的免税待遇。至于技术方面，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上，政府当把文物古建放在重要的考量范围，保证兴建与保护的平衡。当然，在一个建筑平均寿命仅有30年的国家，如何保护文物的完整，更是一个发展思路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