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甲子的文物保护

    二十世纪人类一连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痛感文物损失之严重，从而醒悟文物保护之重要，之紧迫，于是先后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签订了许多国际协定或公约，对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保护原则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1931年的《雅典宪章》强调了保护文物周边环境的必要性；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指出了保护文物的实质是保护文物“原真性”的原则；1972年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除了对遗产申报作了规定以外，还对文物遗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了诠释。这一系列概念和原则都是文物保护的国际共识，是每个签约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行动指南，并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一掌握。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甲子的岁月中，我国的文物保护状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前和八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前，随着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文物保护也受到政府的重视，并开始得到有效的保护。例如1962年确立了180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之各省市、县也确定了一批保护项目。但这一时期的保护还只限于政府行为和专家层面，甚至在“文革”还发生了大规模破坏文物的现象。

    我国国民文物保护意识的觉醒几乎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1980年以宋庆龄为首的一千五百多名社会贤达联名发出关于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呼吁书，是这种觉醒的最初信号。1982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则使这一信号更加明确。自此以后第二至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的推出和三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这一觉醒的步伐和过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第一批的180处增加到第七批的4295处，增幅达23倍，其中仅第七批即猛增1943处，几近一倍！与此相适应，国家文物法也先后作了两次修订。

    以上七个递进式的数字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却也说明，我国上下的文物保护意识都还处于觉醒的过程之中。“过程”不可避免，但也令人担忧：已经醒来了，却还在睡眼惺忪之中：知道要保护，却不知道如何去保护；“保护”的结果，往往反而是破坏。其主要表现是，不认识遗址废墟或残破文物的价值，置国际通行的“修旧如旧”的原则于不顾，动辄在古建遗址上大兴土木；不是铲平重来，就是修葺一新；在古城保护方面热衷于大拆大建，追求焕然一新。

    文物之所以宝贵在于它的历史见证价值

    文物保护的这一误区，很快被两只“虎眼”盯上：一只是房地产开发商，一只是部分有私念或理念不到位的政府官员；一个要把文保当作生财之道，一个要把它当作晋升之门；有的专家学者，或者不动脑筋，或者小钱可羡，亦招之即来，置科学良心于不顾。于是一种好大喜功、挥金如土的不良风气很快形成。那些名闻遐迩的古建遗址，尤其是那些大型宫苑遗存、古城城墙，首先成了他们“重现辉煌”的宏大目标。

    较早闻悉的是九十年代中期，北京某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市政协提案，主张用一百亿元人民币重建圆明园，以“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此议得到相当一批专家学者的支持，故引起北京市政府的重视。但消息一传出，即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社会贤达和媒体以及普通群众的“狙击”（圆明园管理处某副主任的用词）。1999年的“两会”上，49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一致反对重建圆明园。2000年北京市政府作出仍不无争议的决定：保持圆明园的遗址公园性质，只复建十分之一的功能性建筑。

    但这一方案很快又移师浙江横店，由一农民企业家出面，拟用二百亿元资金的投入，异地复建圆明园—这股几百亿元的建筑冲动仿佛是一股巨大的恒定能量，不停地在中华大地上滚动。

    北京、浙江受到“狙击”后，它马上又跑到另地去寻找宣泄了！2008年的“两会”期间，山东省宣布要在孟子故乡邹城投入三百亿元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此议一出，即引起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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