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

    城市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大型的聚落形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雏形。学术界把通过考古学方法对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和功能等所开展的研究称为“城市考古”。另一方面，人们也把“城市考古”理解为在现代城市范围内进行的各项考古工作。

    我国最早的大规模城市考古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建立之初，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郑州、洛阳、西安等城市配合经济建设的考古工作成为主战场，与此同时隋大兴唐长安城、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故城、郑州商城以及元大都等城址考古与研究相继开展，考古人员开始对这些大型古代都城遗址的格局与变迁进行有计划的探索。经过60年的实践，城市考古工作对于研究我国城市发展史、历史时期城市规划与空间演变，以及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历史进程，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城市考古”概念的提出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宿白、徐苹芳等先生通过对解放以来城市考古工作与研究的反思、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进行的个案研究和系统探讨，提出“城市考古”的概念，并做了初步的分类。特别是徐苹芳先生强调“古今重叠型城市”的意见，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以今天的视角审视“城市考古”的学术概念和理论，不论是对城市考古研究，还是对科学系统做好城市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今天的许多城市都是历史城市的延续，都是“古今重叠型城市”的代表。其中既包括北京、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郑州、安阳等所谓的“八大古都”，也包括广州、长沙、成都、扬州、徐州等从兴建以来两千年就没有“挪窝”的历史名城，更有众多曾在我国历史上长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文化名城”，比如大同、太原、正定、武威、镇江、宁波、泉州等。这些城市既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又是灿烂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和国家记忆最为重要的载体。它们的文化内涵也非常丰富，既有“十三朝古都”“九朝古都”“六朝古都”不同时期遗存的纵向叠压，又有官府衙署、宗教坛寺、商贸集市、工业作坊、坊巷民居等等各类文化遗迹，城市生活元素应有尽有，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村镇遗址。一般而言，“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规模都很大，不少的古代城址在面积上都要超过改革开放前的城市规模，比如唐代长安城、隋唐洛阳城、郑州商城、明清北京城等。正是由于古代城址规模很大，再加上与现代都市叠压的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城市考古不能像在乡间和荒野的古城遗址考古那样自主开展，工作开展往往受制于客观条件，是零碎的，许多工作也是被动的。另一方面，城市考古与今天城市建设、民众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发现的重要遗迹如何保护，如何与现代城市建设相适应，在实际工作中时常会处于两难之间。同时，由于城市建设与更新，考古工作任务繁重，也容不得“从容不迫”地开展细致工作。

    60多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城市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一是城市考古为配合城乡建设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和都市特点的考古工作模式。在《文物保护法》的体系框架下，各地方基本建立了一套适合其特点的工作机制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如洛阳、成都、郑州等城市已将考古作为市政规划建设许可和土地招拍挂的前置审批程序。北京、南京、广州等城市近年来出台地下文物保护的地方法规，为保护重要的城市地下文化遗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二是为探索城市的起源与演变、研究、认识古代城市的功能布局与文化内涵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在考古与研究的支撑下，我们已逐渐构架起从史前到明清五千年的城市文明史的清晰脉络。特别是“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成果，为指引城市科学规划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三是为现代城市建设增添了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座座各具特色的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都已成为现代都市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和城市名片。比如，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和南越王墓、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与“天子驾六”车马陪葬坑、成都金沙遗址、杭州南宋御街遗址、北京的元大都城垣遗址、西安唐代兴庆宫遗址及唐大明宫遗址等，为留存城市记忆，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四是培养和建立起一支堪当重任的城市考古科研队伍。60年来，特别是在近30年的时间里各地都已建立起专门的文物考古研究机构。目前，已有30多家市级文博机构取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发掘资质，成为城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的生力军，为城市考古持续发展奠定了人才队伍基础。

    城市考古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城市考古还面临法规制度不完善、人才和队伍仍然短缺、基础工作薄弱、技术装备落后、主动性计划性不足等突出问题亟待解决。而由于城市考古就发生在广大市民身边，工作过程和后续保护往往更会引起社会民众和舆论的热情关注。

    因此，如何做好城市考古工作，至关重要。笔者就此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首先，应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需要引起各级城市管理者和文物考古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城市建设的特点不同，在《文物保护法》的原则框架下，各地应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制定相关法律文件，尤其是一些城址被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保护什么、什么是重点地区都需要具体落实。另外，在这些城市如何处理城市不同时期其它文物古迹的关系，也应该有比较清晰的法律界定。整体保护的理念也要与城市发展的实践相结合。去年几位陕西学者写了一篇关于唐长安城保护问题的文章，写得很深刻。隋唐长安城保护范围是什么，建设控制地带是怎样的，和小雁塔、大雁塔、钟楼、清真寺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使之更加清楚。从法律意义上讲，西安市的任何一个建设都属于隋唐长安城的保护范围或建设控制地带，需要按照相关法律进行审核，并首先开展全面考古工作，然后再最终确定建设项目。洛阳也存在类似问题。

    其次，要加强城市考古队伍建设。做好城市考古工作必须要有专业的队伍和固定的考古项目负责人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很多工作队之所以能做出突出的成果，就是因为有一批考古项目负责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几十年甚至一生坚持在一个遗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徐苹芳先生曾说过，“古今重叠式城市考古不能一次完成，必须有一个固定考古研究机构负责这项工作，要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才能逐渐完成”。因此，我们各城市考古研究所，应把城市考古工作做为重中之重，心无旁骛，持之以恒。考古项目负责人也应由业务素质高、文献基础好、研究能力强的人员来担任，而且要有长远的眼光、全局的视野和战略思考的能力。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更应支持、促进不同专业机构合作，避免画地为牢，重复建设，要强调相互协作意识，开放意识，也要注重发挥省级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作用，建立有利于研究、保护的考古工作合作机制，形成行业合力。

    第三，高度重视城市考古的资料整理问题。推动建立城市考古资料中心，并把这项工作作为城市考古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常抓不懈。要强调城市考古资料系统性整理，将历年来的考古发现进行全面整理，通过查阅资料（实物、记录、档案等），或寻访当事人，把全部考古资料加以梳理，并利用“3S”（RS、GIS和GPS）技术对所有零散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进而落实到以基础地理信息系统为技术框架的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包括目前存在的早期历史建筑、遗迹等）。这对开展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布局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西安市考古研究院已启动对唐长安城资料整理，希望能为各地创造一些有益的经验。同时还应加强对于各种文献、文字资料的整理研究。既包括正史、专门志书、地方志，也包括古人诗文、笔记和各类金石碑拓文献等，也包括历史时期的图像资料、近代不同时期的测绘地图，以及航片资料、历史照片和卫片，这些资料搜集对于城市考古工作也极为重要。因此，城市考古的资料整理工作是一项长期的、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各地都应把建立城市考古资料中心作为城市考古工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安排。

    第四，强调城市考古规划，提高城市考古工作的主动性和计划性。做好城市考古规划就必须充分了解古代城市的基本制度和设计规划理念，抓住学术重点，提出关键问题，并根据已有认识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研究方向、中心任务等。更应注重与现代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借势借力，做好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与学术研究的摆布。规划还应明确解决当前城市考古学术研究的重点问题和任务，解决城市发展和遗产保护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最大限度扭转城市考古被动应付局面，逐渐实现预防性和主动性相结合的工作常态。重要“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保护机构，每年都应安排相应固定的考古调查、勘探经费，这样长期做下去，才能不断完善我们对城市考古、历史的整体认识。“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已明确支持相关省市考古单位编制系统的城市考古工作计划，对这些古都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抢在城市规划建设部门的前头开展工作，掌握保护工作的主动权。如果能够把城市考古工作抢在基础建设之前，就能够掌握主动权，这样才能抓住考古保护工作的重点，否则就很难有计划地开展城市考古工作。同时，基于深入、系统的考古工作搞清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格局，也同样为保护重要历史遗迹、拓展城市发展方向与空间、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专业依据。

    第五，不断总结创新城市考古的方法，努力提高城市考古的科学水平。城市遗址类型多样、内涵复杂、形态各异，加之现代城市设施及建筑的叠压，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如何既遵循考古学的基本技术方法，又针对不同的环境条件，积极的总结、探索和创新城市考古的有效方法，是需要认真加以思索的问题。从大处着眼，重视各类现代城市的古代遗迹，由已知推未知，整理绘制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遗址平面复原图”，是做好城市考古的不二法则。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8年绘制的《唐长安探测复原图》和赵正之先生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就是根据古代文献及城市地图，结合今天遗迹调查和考古勘探相印证，将古代城市轮廓绘制在现代大比例尺地形图上，这是做好唐长安和元大都城市考古关键基础和坚实的一步。同时，“古今重叠型城市”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城市在不同时期是在不断变化的。宿白先生关注到这一点，认为城市的变化有不同形式，有的是缩小的，有的是扩大的，有的还是经过改造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考察和分析现代城市遗留下来的古代遗迹，就是今天研究不同时期城市布局的重要参照点。徐苹芳先生认为，要研究古今重叠的城市，唯一的方法便是考察分析现代城市中所遗留的古代城市痕迹，并据以复原被埋在地下的古代城市的平面规划和布局。因此，任何一个考古现象都对认识整个城市历史格局具有不同的意义，有些可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有些是具有校正或旁证的意义。研究城市的整个布局，需要研究人员重视城市的每个重要线索，研究清楚每个考古遗址点，把不同的遗存、遗迹经过系统的分析研究，拼好这个“七巧板”，从今至古、由点及面地认识古代城市的面貌，逐步了解早期城市的基本轮廓。在城市考古研究中，还应重视地形水系的考查、借鉴地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同一时期不同遗存高程点的汇总分析，用地质层位的方法建立数字模型，系统梳理同时期考古遗存的空间分布，并结合地貌演化的相关研究，还原不同时期城市地貌形状，从而建立城市历史动态发展的过程。城市考古条件比在乡村做考古难度更大，在城市考古工作中更应重视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问题，要有计划的研制适应城市考古的专有设施设备，从而不断提高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和安全措施，不断提高城市考古工作水平和社会形象。

    以上是对新时期做好城市考古工作的几点思考。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把工作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