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想过，内蒙古人民口中称为“万亩草原”、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主会场呼和塔拉草原，几年前居然是砂石遍地的荒滩？你能否相信，国道318线、风景如画的西藏高速林芝到拉萨段沿线，原先竟是寸草不生的崖壁？你是否知道，曾经的科尔沁“沙海”已经化为片片“绿海”……
生态环境变迁的背后，是社会各界重视生态环境、攻坚克难齐心治理的结果。全国政协委员、蒙草生态董事长王召明接受上证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生态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但绿色经济背后更需要“特色种业”的资源保障。
为保护珍贵的特色种质资源，十几年来，蒙草生态翻山越岭丈量干旱、半干旱地区。无论是少雨多风的荒漠地带、无人涉足的草原深处，还是大火后重生的森林、陡峭险峻的高山坡段，凡是能发现优质乡土植物草种的地方，都留下蒙草人勤劳的足迹。
寻找道地种质资源
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道地的乡土植物和特色种业严重短缺，目前仅生态修复用种、牧草用种、草地草坪用种三大类就有90%以上依赖进口。何为特色种业？王召明告诉记者，包括道地的原生物种、药用植物、生态环境用种在内，具有地域特色的种质资源均可被称为特色种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一寸土地都有最适宜生长的物种。”王召明认为，过去我们在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时“绕了远路”，不少修复工程效果不及预期。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栽种的物种并非100%适合当地地貌的原生物种。但是寻找原生物种谈何容易，由于人为破坏、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很多地方的原生物种已经濒危，甚至灭绝。
“土壤含沙量、含盐含碱量、微生物情况，温度、湿度、光照，气候、海拔……影响物种生长的生态变量极其复杂。”王召明强调，单是温度这一变量，每变化一度就会给作物的生长带来影响。外国学者在全球大豆主产地巴西马托格罗索州的研究表明，气温每上升一度，当地大豆和玉米作物的产量会下降9%至13%。
“例如针对林下草坪和公路绿化带，我们会选用抗旱、略耐荫的禾草组合；河堤、边坡等则以根系发达的多年生草本及灌木为主；针对程度不同的盐碱地，我们就用不同类型的植物修复。”王召明解释道，要在地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当地气候条件选择最适宜的种类。
二十余年来，以“师法自然”为原则的蒙草人一直在寻找道地的乡土植物。目前，蒙草生态已建成较完备的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共收录中国植物数据信息2.7万种，保存到种质资源库中的乡土植物种质资源2000余种、植物标本2000余种、土样40万余份。“但这远远不够。”王召明告诉记者，“仅内蒙古的各类植物就有近3000种，我们目前收集到的种质资源还不及总数的一半。”
呼吁扶持特色种业
作为土生土长的内蒙古企业，蒙草生态很早便意识到乡土草种的重要性，但搜集、研究乡土植物种子却是一项极其漫长、枯燥、艰辛的工作。内蒙古地形东西长、南北狭窄，地形及气候条件复杂多样，植物种类繁多，各种植物的花期长短、结实接种时期各不相同，收集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工作难度不小。
“多年来，蒙草人几乎走遍了北方大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区，从内蒙古最东边的呼伦贝尔，到最西边的阿拉善，再到新疆、西藏、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区，凡是能发现优质乡土植物草种的地方，都留下了蒙草人踏足的痕迹。”但王召明深知，仅凭一己之力研究、应用特色乡土种业是远远不够的。
今年两会，王召明的建议都是围绕加强特色种业的保护与应用展开的。他告诉记者，目前国内收集和培育特色种业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企业和科研院所，其中科研院所和部分高校掌握大量种业科研基金和品种成果。他希望未来能够建立成果转让机制，打通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成果互通渠道。
另一个培育特色种业的关键环节是对种子进行野生引种驯化、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育种，筛选抗旱、抗寒、抗贫瘠、抗盐碱等具有抗逆性特征的、适合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乡土抗逆性植物。据介绍，迄今为止由蒙草生态驯化繁育并推广应用的植物超过160种。
不单是生态用种，包括道地的原生物种、药用植物用种、饲草用种都非常稀缺，原生物种的种源保护十分紧迫。作为“爱草之人”，王召明表示，为进一步挖掘、保护我国具有特色种业的品种，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加快对特色种业品种的审定，并加强市场流通环节、知识产品和品种权的监管，提高社会资本和企业的参与积极性。
“特色种业发展需要国家管理机制与社会组织双轮驱动。中国的特色种业发展还在初级阶段，种业又是一个需要长周期科研和育种的过程，因此种业的基础建设和前期投入成本高，需要国家有针对性的鼓励政策，从政策和金融扶持的角度给予帮助。”
建立生态大数据平台
“大数据的应用在我们生产、生活中已经非常普遍，但在农牧业和生态建设中的应用还不是很多。”王召明认为，生态建设、特色种业的发展更需要大数据的应用思维。我国目前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技术已非常成熟，从蒙草生态自身搭建的数据平台来看，技术方面已不存在难关。
事实上，与王召明怀有同样想法的同行不在少数，但行业间的壁垒成为一道障碍。以蒙草为例，公司现已为内蒙古、西藏、青海、陕西等地建立了生态大数据平台，但南方地区的生态数据还零散分布于其他企业手中。
基于此，王召明希望由政府牵头，打通各家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种质数据资源库，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国家级生态大数据平台，并将“设立生态指数”写入环境法。他认为，生态大数据的搭建不仅是农牧业、种植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更关系到食品溯源、精准扶贫等重要领域。
“有了统一的数据口径，就会有国家层面的生态指数标准。”王召明表示，通过大数据对水、土、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关键生态环境的量化统计，能够精准指导生态保护与修复，科学指导产业布局，用大数据实现“大生态”“大产业”“大民生”的互通互联。
“如果将大数据比作科技先锋，特色种业就是技术背后的物质保障。”王召明表示，特色种业是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需求最大、但也是最薄弱的环节。他建议从制度上优先保障具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特色种业企业参与实施，并在科研、育繁、政府采购、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
王召明表示，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生态数据系统，配合乡土草种“选、存、研、育、繁、推”体系，将会更精准高效地修复改善草原、荒漠、矿山、湿地、森林等各类型区的生态；打通农、林、牧等产业间的壁垒，助力传统产业绿色化，打造“山、水、林、田、湖、草”协同发展的生态样板区。
